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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风楼里的冯亦代

发布时间:2020-07-13 13:57:27 阅读: 来源:调直机厂家

偶尔读到冯伯伯的一篇短文《向日葵》,让我感动,这无疑对解读他的内心世界是重要的。

他写道:十年动乱中,我被谪放到南荒的劳改农场,每天做着我力所不及的劳役,心情惨淡得自己也害怕。有天我推着粪车,走过一家农民的茅屋,从篱笆里探出头来的是几朵嫩黄的向曰葵,衬托在一抹碧蓝的天色里。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绿色墙上挂着的凡高的《向日葵》。我忆起那时家庭的欢欣,三岁的女儿在学着大人腔说话,接着她也发觉自己学得不像,便嘻嘻笑了起来,爬上桌子指着我在念的书,说等我大了,我也要念这个。而现在眼前只有几朵向日葵招呼着我,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飘浮,没个去处。以后每天拾粪,即使要多走不少路,也宁愿到这处来兜个圈。我只是想看一眼那几朵慢慢变成灰黄色的向日葵,重温一些旧时的欢乐。一直到有一天农民把熟透了的果实收藏了进去。我记得那一天我走过这农家院子时,篱笆里孩子们正在争夺丰收的果实,一片笑声里夹着尖叫。我也想到了我远在北国的女儿,她现在如果就夹杂在这群孩子的喧哗中,该多幸福!但如果她看见自己的父亲衣衫褴褛,推着沉重的粪车,她又作何感想?我噙着眼里的泪水往回走。我又想起了凡高的那幅《向日葵》,他在画这画时,心头也许远比我尝到人世更大的孤凄,要不他为什么画出行将衰败的花朵呢?但他也梦想欢欣,要不他又为什么要用这耀眼的黄色作底呢?

在我的印象中,冯伯伯是个不善表达感情的人。没想到他在这篇短文中竞如此感伤,通过一幅画写尽人世的沧桑。一个记者前几年采访冯伯伯。据他记载,他最后问道:你能简单地用几句话总结你的一生吗?冯亦代沉沉地说:用不了几句话,用一个字就够了难。末了,老人突然怆然泪下,不停地抽泣。

冯亦代于1941年离开香港前往重庆,临行前曾受乔冠华嘱托。到重庆后,他对左翼戏剧影业帮助很大,并资助那些进步的文化人士。到了迟暮之年,记者在采访中问及那些往事。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。黄宗英逗着问他:总能透点风吧?他断然地说:连老婆也不能讲。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,这种事是可笑的,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连国家档案局的资料都解密了,还能真有什么秘密可言?我想冯伯伯说的不是别的,而是他在青年时代对革命的承诺:士为知己者死。

据说在北京市民盟的整风会上,大家都急着把帽子抛出去,免得自己倒霉。而这顶右派帽子怎么就偏偏落到他头上了?依我看,这无疑和冯伯伯的性格有关。首先人家让他提意见,他义不容辞:等轮到分配帽子时,他又不便推托,只好留给自己受用。这和他所说的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在逻辑上是一致的。

他回忆道:文革时我最初也想不通。一周之间,牙齿全部动摇,就医结果,十天之内,拔尽了上下牙齿,成为无齿之徒。

20世纪70年代末,听风楼终于装上了电话,那是个现代化的信号,忙的信号,开放的信号。冯伯伯从此成了大忙人,社会活动越来越多。我再按往日的习惯去敲门,往往扑空。

《世界文学》要复刊了,这就等于给一棵眼见着快蔫了的植物找到了花盆。冯伯伯喜形于色,郑重宣布《世界文学》请他翻译一篇毛姆的中篇小说,发在复刊号上。但毕竟手艺生疏了,得意之余又有点儿含糊。他最后想出个高招,请一帮文学青年前来助阵,也包括我。他向我们朗读刚泽好的初稿,请大家逐字逐句发表意见,目的是为了让译文更顺畅、更口语化。一连好几个周末,我们聚在冯伯伯家狭小的客厅里,欢声笑语,好像过节一样。我们常为某个词争得脸红脖子粗,冯妈妈握着放大镜对准大词典,帮他锁定确切的含义。最后当然由冯伯伯拍板,只见他抽着烟斗,望着天花板,沉吟良久,最后说:让我再想想。

像冯伯伯这样的大翻译家,居然在自己的领地如履薄冰。他常因被一个词卡住而苦恼数日,最终顿悟时有如天助一般,让他欣喜若狂。

1978年12月下旬的某个下午,我匆匆赶到听风楼,冯伯伯刚好在家。我拿出即将问世的《今天》创刊号封面,问他今天这个词的英译。他两眼放光,猛嘬烟斗,一时看不清他的脸。他不同意我把今天译成Today,认为太一般。他找来英汉词典,再和冯妈妈商量,建议我译成The Moment,意思足此刻、当下。我没想到冯伯伯比我们更有紧迫感,更注重历史的转折时刻。于是在《今天》创刊号封面上出现的是冯伯伯对时间的阐释:The Moment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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